笑看苍穹铸丰碑
朱爱康
在航天人探索宇宙的漫漫长路中，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航天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即使离开人世，他们用整个生命为后人铺就的道路仍然绵延无尽。
总有这样一些人，即使离开人世，仍然让人们在回忆起他时，感到无尽的鼓励与慰藉。
总有这样一些人，其深挚的赤子之情在天地间萦成永不消亡的绝响，不灭的英魂在宇宙中守望航天事业一次次的胜利与超越。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曾任东方红三号卫星总指挥的朱爱康，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九天播星任重道远 勇者无惧冲出重围
1943年9月，朱爱康出生在浙江省鄞县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谁也没想到他日后会成长为航天队伍里的一名优秀人物，肩负起了两星一站总指挥的重任。今天新一代的航天人，普遍曾在北航、哈工大这样的高等院校接受过系统的良好的专业教育，但在那个年代，朱爱康没有这样的条件，虽然他从小聪明好学，成绩优秀，但为了帮助父亲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不得不早早地参加了工作。他之所以能有后来的成就，完全是从基层做起，踏踏实实一步步积累起来的。
1962年，朱爱康毕业于上海第二科学技术学校计算机专业。怀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于197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爱康从技术员见习员做起，历任539厂车间副主任、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厂长、五院副院长、五院党委书记。
1983年3月，朱爱康担任539厂长。1984年，朱爱康进入南京航天管理干部学院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学习，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大专文凭，英语、计算机等四门学科在毕业考试时拿到满分。在毕业论文评选中，以他为首的六名同志合作完成的论文《试论航天企业领导班子的最佳组合》从90篇论文中脱颖而出，获得唯一的一等奖，得到学院领导的高度评价。回厂以后，他运用学到的现代科技管理理论和方法大胆进行实践，强化质量管理，落实质量责任制，领导全厂职工出色地完成了某返回式卫星、东方红二号甲和风云一号卫星等多项任务，并组建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配套的技术队伍，全厂的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提高。由于朱爱康领导有方，539厂被评为1989年部级有重大贡献单位，并于1990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他本人也先后荣立二次三等功和一次航天部通令嘉奖。
1990年5月朱爱康进中央党校进修，理论、思想上得到进一步提高。
1991年3月朱爱康调到北京，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主管质量和卫星研制生产。1992年他先后任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气象卫星应用地面站总指挥，并先后负责主管物资部、科技部和院机关党委工作。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注重把专业技术特长和管理方法结合起来，深得大家的信任和敬重。我国首颗中容量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的研制始于1986年。由于“东三”技术继承性较低，研制风险很大，当时曾引发一场讨论，有人主张从外国购买，有人主张自行研制。然而，如果放弃自行研制，中国空间技术人员就难有用武之地，国产通信卫星就会被挤出商业市场，空间飞行器制造工业就会萎缩。这是关系国家安全、民族荣辱、中国科技工作者自尊的大事！在中央支持和航天部领导的带领下，中国航天人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迎难而上。
1992年，朱爱康受命担任东方红三号的总指挥，和全体研制人员一起，开始了这段艰难的奋斗历程。朱爱康曾经长年从事多种型号卫星的遥测、遥控系统的总体方案设计、研制和生产，具有系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管理经验。他深谙“众人齐心，力可断金”的道理，尤其是面对“东三”这样的“硬骨头”，更需要所有的人齐心协力、各尽其责。为此，朱爱康常常深入基层，认真倾听一线技术人员的心声，全面动态地掌握型号进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短线和薄弱环节，现场协调和解决问题。
在以朱爱康和范本尧为首的“两总”带领下，研制人员大胆采用一流技术。高水平的设计无疑是鼓舞人心的，但风险性也随之相伴而来。仅以延长卫星寿命来说，卫星设计寿命为８年，远远超过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设计寿命的好几倍。为此，电子器件必须使用8级―9级产品，即１亿个元件中只允许有一个失效的，而当时在国内能够订购的产品只能达到6级，即失效率比要求的大100倍―1000倍！只能派人到器件厂一个一个地挑选，一个一个地做2000小时的老化试验，拿回来后自己再做二次筛选。这已远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几年时间过去了，通过组织攻关、国际合作和技术引进，小到器件大到系统方案，一项又一项的新技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
然而，于1994年11月30日成功进入预定轨道的“东方红三号”卫星，却由于星上姿控推力器泄漏，燃料耗尽，致使卫星无法定点投入使用。耗资数亿元的星丢了，大家心里都很沉重。
1995年春节，整个北京城沉浸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然而一切似乎都和朱爱康无关。他躺在床上直直看着天花板，脑海中剧烈的翻腾让他难以入眠。作为“东三”总指挥，他背负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开始寻求新的超越之路。
1995年9月，朱爱康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作为五院的领军人物，如何带领五院人走出低谷，飞越迷雾？他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更重了。而保证“东三”发射成功，就是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环节。在航天总公司的领导下，朱爱康迅速组织成立了“东三”专题调查组，确定了复查重点，对问题进行会诊。在他和范本尧总师的领导下，卫星专家和设计师们用了很长时间对故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模拟仿真试验，确定了故障发生的原因和部位，采取了各项措施，进行了彻底的改进，更换了不可靠的部件和器件，进行了全星热试车考核。为了确保即将发射的第十七颗返回式卫星、东三和风云二号的发射成功，朱爱康和院长徐福祥还专门写了一封公开信，号召全体研制人员以自己优良的工作质量确保产品质量，并郑重承诺：发现问题者，重奖。
1996年，命运之神仍然考验着中国航天。2月15日，首枚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708国际通信卫星时，星箭俱毁；8月18日，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中星7号卫星未能入轨。面对重重艰难险阻，朱爱康明白，越是面临考验，越要咬着牙顶上去。在他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党委全方面开展舆论宣传和政治保障工作，大力提倡航天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朱爱康还深入科研生产一线，依靠过硬的技术特长，经常和技术人员讨论研制中出现的问题，做好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此外，他还非常关心科研人员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及时帮他们解决。在朱爱康和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空间技术研究院逐渐从迷雾中突围出来。
1996年10月20日，第十七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11月4日卫星成功回收，卫星上搭载了国旗、香港区旗，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
1997年5月12日“东方红三号”第二颗星发射升空，5月20日，卫星准确定点，星上仪器工作正常，技术性能良好，话音和电视图像清晰！
6月10日，风云二号卫星发射成功……
一个个喜讯传来，朱爱康倍感欣慰，但他并没有满足。他明白，未来的路还很长。
克己奉公大道无私厚德载物仁者爱人
1997到1998年，刚刚走出低谷的中国航天形势依然严峻，朱爱康和同事们毫不松懈地迎接着一个又一个挑战。他进一步完善、健全了党委各项工作、学习制度，组织、参与了院党委换届，领导完成了全院领导班子考核与调整，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战略重点和基本思路。在朱爱康和院长徐福祥的精心组织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干部职工在历时两个月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学习研讨后，建立了适应航天发展形势的新型管理机制，构建了CAST产业集团；优化了型号研制、管理模式，促进了航天器科研生产增长方式的转变；实施了规模化、集团化发展战略，促进了研究院民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效益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他的带领下，研究院党委十分重视对形势任务的宣传教育，反复深入地进行动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自始至终把“质量第一”作为思想教育重点，典型引路，抓科研生产、发射试验中的重要环节，强调高标准，从难从严要求。
优秀的思想政治传统历来是中国航天人的传家宝。为了让这个“传家宝”发挥更大的作用，朱爱康可谓用心良苦。他注重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找到适合科研、生产、大型实验和科技人员特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途径。每年春节，他都会和院长及其他相关领导一起来到科研一线，给那些坚持奋斗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拜年、送上鼓励与期望。除夕之夜，他总是不忘到集体宿舍去看望“单身汉”们，和他们亲切交谈一起吃顿快乐的年夜饭。
作为领导者，朱爱康非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他十分敬重院里的老专家，常向夫人感叹“每次和老专家们一起开会都能学到不少东西”。在工作中，他注意听取老专家们的意见和心声，在生活上更是给予他们特别的关心与照顾。同时，朱爱康也很注意培养新人。在年轻人眼里，朱爱康犹如严厉而慈爱的父亲，工作中对他们悉心指导、严格要求；生活上对他们关心爱护、嘘寒问暖。当年在朱爱康手下工作的年轻人，如今有很多已经成长为航天系统的干将，他们都说，朱书记是对自己人生旅途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他对年轻干部的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使用，从五院年轻化的阶梯型领导班子的结构就充分体现出来。
担任党委书记以后，朱爱康肩上又加了一副重担，他常常通宵达旦，加班加点地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没有一天不在工作。尽管如此繁忙，朱爱康却从来不忘给自己“充电”。他总说自己“非科班出身，在空间技术方面还得多补课”。在担任“东方红三号”总指挥期间，他虚心向总师和各分系统科研人员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同时，他还发愤自学专业课程，阅读国外期刊、资料，随时关注技术发展最新形势。
在朱爱康身上，有着共产党人永不过时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把个人有限的生命完全融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在上海科学仪器厂工作时，朱爱康一家3人住9平方米的房子，阴暗潮湿、没有卫生间，儿子11岁了还和父母挤在一张床上，夏天不通气的小房间又闷又热，只能到马路边乘凉到深夜才回屋。可朱爱康从来没向公家开过口、诉过苦。有了分房名额，他先考虑老同志和要结婚的同志，从不为自己着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朱爱康一生恪守的原则。几十年来，他从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妻子工作调动、儿子上学工作分配，他从不拉关系走后门。亲戚朋友求他帮忙给子女安排工作，他从来都婉言相拒。然而一旦群众有困难，只要不违背原则，他总是鼎力相助。小郭的爱人复员后也分到五院，工作迟迟未落实，家庭生活困难，他知道后立即请有关部门协助，很快解决了问题。八十年代初，上海冰箱供应紧张。表弟妹们结婚，向他要两张航天牌冰箱票，都始终未能解决。原来他把票给了厂里儿子要结婚的工人师傅。他说，厂里有那么多人需要我关心帮助，怎么能给自家亲戚呢？
朱爱康是广大群众的贴心人，职工有了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朱厂长、朱书记。白天见不到，晚上就找上家门。而他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听他们反映情况，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力帮助解决。到北京后，上海厂里的工人老师傅们都很想念他。有一次回厂参加庆典活动，因工作太忙，结束后便返回北京了。第二天，许多退休的工人师傅闻讯赶到厂里，想和他一起聚聚，却扑了个空。于是一个个打电话来亲切地“责怪”他。早年的基层工作经历，让朱爱康养成了平易近人、亲切朴实的工作作风。任539厂长时，朱爱康家离厂很远，厂里给他配有专车。可他偏偏要每天起早，骑自行车到几站地外停车点和普通职工一样赶乘单位的大班车。他说：“在班车上可以和大家一起聊天，能听到大家最真实的心声，这个交流机会多难得啊！”
在研究院工作时，单位也给他配了专车，可他老觉得不自在，倒是对自己的老式自行车“情有独钟”。难得双休日休息，他总是乐呵呵骑上自行车，跑到工厂“微服私访”。这样深入基层和工人们贴心地交谈，让他收获颇丰，同时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事后有针对性地一一解决。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朱爱康，唯“厚德载物”再合适不过。他大公无私的品格、宽厚谦和的胸襟、勤勉好学的态度、知人爱人的精神，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同时也给后世人以无声的润泽。
斯人虽逝情萦天地 浩气长存魂系卫星
在航天人的字典里最常用的是哪个字？有人说是“忙”，有人说是“勤”，有人说是“攻”，有人说是“钻”……但对朱爱康来说，应该是个“情”字。是对航天事业倾注一生的热情，是时刻心系群众疾苦的深情，还有对家庭、对爱人那一份不能言说却溶入血脉的至情。朱爱康和夫人结婚20多年来相敬如宾。朱夫人明白丈夫的责任重大、工作艰辛，于是主动承担起操持家中事务、照顾儿子学业的责任，为朱爱康省了不少心。在生活上，两人相濡以沫、互相体贴；在事业上，两人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在忙碌中，自有一种从容淡定的幸福。
在研究院工作期间，朱爱康下班后还经常参加各种会议，而且一开就到晚上8、9点钟，顾不得吃晚饭。夫人心疼他，便劝他说，你们能不能先吃晚饭再开会？朱爱康回答：有的领导家离单位远，如果先吃晚饭，回家就太晚了。夫人理解朱爱康的用心良苦，便准备了一些牛奶和饼干送到他的办公室，并嘱咐他：“以后开会之前，你们大家都吃点饼干和牛奶垫垫肚子，要不身体会受不了的。”在单位，朱爱康是出了名的“模范丈夫”，不管工作多忙多累，他总是一回家就帮助妻子做家务，炒菜、洗衣样样都干。妻子出国访问前，他连夜帮助整理衣箱，清点外汇。有一次回国时正值北京突然降温，他特地拿了大衣去接机，怕她着凉生病。
夫妻俩有个约定，出国期间不通电话，但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东三”发射那天，妻子正在法国访问，她早早地买好电话卡，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当成功的喜讯从国内传来时，她竟不住热泪盈眶，百感交集。
1996年，朱夫人因为胆结石开刀住院。朱爱康白天工作晚上陪夜，还亲自给夫人炖了水蛋送过来，晚上只要夫人稍有动静，朱爱康就会惊醒，生怕夫人伤口疼痛，或者病情有变。多年来，朱爱康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没有时间好好陪夫人。研究院离北京有名的紫竹园公园仅仅隔邻之遥，朱夫人一直希望丈夫能陪自己去园里散散步、看看风景，而这样微薄的愿望也迟迟难以实现。在北京十年，朱爱康只陪夫人去了一次，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被电话匆匆叫走了。结婚二十多年，两人从没有一起出去旅游过。“东三”发射成功后，研究院组织主要领导和“两总”及家属去南戴河休养，身为党委书记的朱爱康却主动留下来料理工作，于是唯一一次夫妻两人共同出游的机会也错过了。尽管夫人没有什么怨言，朱爱康却深感歉疚，于是约定：等退休以后好好享受晚年，陪夫人到那些一直想去而没去过的地方：西安、桂林、云南……好好逛逛，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然而，好丈夫朱爱康这一次却永远失约了。由于多年奔波操劳、超负荷地工作，朱爱康的健康每况愈下，人越来越消瘦。夫人和同事劝他去看病，他总说“没时间”，这样一拖再拖，病情逐渐加重。病魔终于伸出了无情的黑手。1998年夏天的一份病情报告让所有敬他爱他的人都震惊了：朱爱康的胃部、肝区和胰腺均有癌细胞扩散，而且已是晚期。
上级领导当即安排朱爱康住院，并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的生命。病房里摆满了花篮，上级领导都亲自来看望他，为他推荐好药，请来名医，传授抗病经验。他高兴地和领导交谈着，严然不知自己病情严重。原来，大家都向他隐瞒了病情。后来，为了让他练习气功，缓解病情，夫人经过痛苦的思想煎熬，终于下决心把实情告诉了朱爱康。那天，朱爱康翻来覆去，一夜没有睡着。然而第二天早晨，他用最灿烂的笑容迎接了夫人。他坦然接受了病情的事实，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全力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并以顽强的毅力练功强身，他要延续自己的生命，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航天总公司的领导专门下令，不让任何人因为工作原因打扰朱爱康，让他安心休养。然而病中的朱爱康仍然心系祖国航天事业，依然每天与五院领导班子成员们谈论安排工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身体已经消瘦到极点的他，却还强支病体，到负责卫星研制的主要工厂和研究所一一走访，询问型号研制的进程和主要问题。朱爱康对航天事业的一腔赤诚与深情，让所有人都为之潸然泪下。
1998年9月，手术后不久的朱爱康迎来了他55岁的生日。这一天，研究院秘书处的全体同志精心策划要给朱书记一个惊喜。他们一起唱着生日歌，捧着鲜花，用小车推着双层的大蛋糕来到病房，和朱爱康一起吹蜡烛、庆生日。那天，朱爱康的精神格外好，手术后只能进流食的他，竟然吃下了一小块奶油蛋糕，还和年轻人谈了很多期望和建议。年轻人和朱爱康约定，明年此时，再为他庆祝生日。然而，朱爱康没能等到这一天。1999年8月19日，朱爱康病情恶化，因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离他56岁生日只有一个月。
以王礼恒部长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沉痛地发出讣告。人们震惊了，奔走相告。电话、信件象雪片似地从京内外飞向朱爱康家里。大家无法相信这一严酷的事实。
8月24日，朱爱康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白花如雪，挽幛如云，哀乐低回。朱爱康的遗体被安放在鲜花与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他依然带着那副老式的黑边眼镜，安祥地微笑着。一千四百余人和车辆将告别室门口的空地上挤得水泄不通。国防科工委和航天系统的领导、同事们来了，兄弟单位的代表来了，夫人单位的代表来了，儿子学校的代表来了；还有很多来自不同工作岗位的人们……人们都沉浸在巨大的哀痛中，为航天系统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领导、好专家，为这世上失去了一个好人。
朱爱康逝世后，朱夫人大病了一场。病愈后，朱夫人用一年的时间写出了10万字的回忆录，其中记录了朱爱康在世时的点点滴滴。这本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的标题就叫“魂系卫星”。完稿后，朱夫人将文稿在墓前焚烧，寄托了深深的哀思。后来，曾有许多人劝说朱夫人把这本回忆录公开出版，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朱爱康的一生。可朱夫人一一婉拒了。她知道，朱爱康生前为人低调，对自己的业绩从不张扬，如今丈夫虽已不在人世，她仍然要尊重他的意愿。她写回忆录，是为了更好地怀念朱爱康，也让朱爱康不熄的精神薪火传承给子孙后代。
如今，朱爱康已经过世13年。朱夫人退休在家照顾刚满十八个月的小孙子，日子平静却也不失温馨。她每年都要回上海，去墓园看望朱爱康，却发现每次都有人赶在她之前扫过墓。到底是谁呢？是上海的老朋友？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同事？还是他曾帮助过的群众？这么多年来，谁也无从知晓，只有洁白的百合在墓前静静绽放，用淡淡的清香对世人诉说着：朱爱康从未离开过，因为他就活在人们的心中。
（原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总指挥）
